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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留 风 范 在 人 间 ——刘石夷先生传略(下)

时间:2020-04-09     作者:周昌亮

1942年3月底,刘石夷与张路在内江“中国银行”举行婚礼,结为伉俪,但在内江一带已不能立足了。由于刘石夷在机械化制糖方面具有专长,经云南大学教授、生物研究所所长郑万钧推荐,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赏识和器重,1942年11月,刘石夷被云南大学招收为该校农学研究生。半年后,其夫人张路也来到云南。

在攻读研究生的同时,刘石夷兼任了云南大学与云南省合作金库合办糖厂主任技师、总工程师及云南大学酒精厂厂长。此间,刘石夷在蔗糖专业领域内苦心孤诣、重温实业救国的梦想。他把在内江晶星精糖厂创造的精白糖、方块糖技术(当时属国内首创)带到云南,使云南也有了机制糖和方块糖,在云南的机械化制糖发展史上有开拓之功。他还在《中央日报》、《云南日报》上发表了《发云南糖业刍议》一文,引起了实业界的高度重视。

在云南,刘石夷一面努力从事蔗糖研究,一面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经谷醒华先生致函介绍与曾庶见了面,后来又结识了闻一多、李公仆等。1944年7月,在共产党人和民主教授的组织下,刘石夷在西南联大参加了昆明各界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的群众性集会;参加了由闻一多、潘光旦、吴晗、潘大逵教授主持,有大专学生3000余人参加的纪念“七七”时事晚会。闻一多、潘光旦等在晚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号召广大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努力投身于民主运动,改革政治。同年10月,刘石夷去昆华女中参加了昆明各界响应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联合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纪念“双十节”的形势演讲大会。会上李公仆、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罗隆基、张奚若等教授先后发表了激动人心的反对法西斯专制、呼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演说。仅管国民党特务不停地揭乱、甚至燃放爆竹干扰,台下五六千学生仍聚精会神、情绪激昂。大会通过了会议宣言,然后又进行了有秩序的游行。事后,刘石夷还将《昆明各界双十节纪念大会宣言》寄发了在昆明四川的亲友。

由于在云南参加民主运动,并与云大糖厂一位负责人发生了工作上的矛盾和政见上的分岐,被其密告为“异党”。刘石夷感到了处境的“不妙”,便辞去了云南大学及糖厂的职务,于1944年的寒冬腊月偕夫人张路回到四川荣县。

 

回到故乡荣县后,刘石夷把主要精力转到民主革命运动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上。

1945年3月,由谷醒华、刘光书介绍,刘石夷与其兄刘若平一同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2月,民盟荣县区分部成立,刘石夷为创始人之一。民盟荣县区分部是中国民主同盟在四川建立的最早的县级组织之一。其建立,对附近地区民盟组织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推进,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46年2月至1949年12月,刘石夷在荣县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员。1947年,胡善权、刘若平先后离开荣县,即由刘石夷代理民盟荣县区分部主委,与程觉远、郝世培共同负责荣县民盟的工作。

就在民盟荣县区分部成立后几天,吴玉章从重庆回到荣县。刘石夷参与了地下党人、民盟成员和进步人士组织的欢迎、接待和保卫工作。吴玉章在县城逗留期间,参加群众集合,走访地方各界人士,开展了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宣传讲演。吴玉章在接见谷醒华和刘石夷等人时说:“民盟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民主运动的主力军,为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而斗争,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是我们当前的共同事业。”此后,刘石夷和他的战友们,与共产党人一道,风雨同舟,并肩战斗,在荣县掀起了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新高潮。

1946年4月,正当蒋介石公开破坏重庆政协决议,挑动内战、时局紧张之际,刘石夷与共产党人一起,发动和组织了“荣县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他作为常务委员,积极为反对内战,保障自由、人权,为和平民主而奔走呼号。翌年春季,他与共产党人共同倡议,支持和组织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和其他民主人士竞选县参议员、打入县参议会;利用合法讲坛,提出了“二·五减租”、“实行民主自治”等议案,否决了“戡乱”、“武装自卫”以及征收苛捐杂税等议案。

国统区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腾,民不聊生,中小学教师叫苦连天。刘石夷与共产党人一起,发动和组织了多次中小学教师的请愿活动。如1946年夏天的“中学教师联合会”、“中等学校教师座谈会”,参加者达100余人,提出了“改善工资待遇”、“民主办学”的要求和主张;1948年春的“小学教师请愿团”,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要求加薪和反饥饿的运动。这两次斗争,迫使国民党县政府增加了教师的薪水,教师们取得了胜利。

1946年12月,在北平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各大中城市学生抗暴反美运动风起云涌。刘石夷与进步教师一起,在荣县女中发动和组织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他们在校内外张贴“强烈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出去!”、“反对内战独裁”等标语,举行了罢课和游行活动。1948年春季,荣县女中师掀起了一次反对黄氏宗祠收回校址的斗争,刘石夷组织女生上街散发《宣言》,发动教员和学生停课三天,以反对封建势力的欺压,抗议政府压制学生运动。

1948年4月,成都发生了震撼全川的“四九血案”后,国民党当局指名通缉捉拿一批学生领袖,陈为珍、刘光书、谷武容(三人皆为党盟交叉)、刘仲文(中共党员)等,由成都潜来荣县避难。而荣县特务机关也正欲逮捕这些学生领袖以邀功请赏,形势十分紧张。刘石夷夫妇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保护了这些学生领袖,使他们在荣县潜藏了一月有余,直到安全离境。

1945年4月,刘石和他的胞兄刘若平等人创办了《荣县新闻》三日刊。这个刊物是由国民党县党部的开明人士担任社长和发行人,共产党人程觉远、刘一先担任社务委员会和社论委员会正副主任,对外工作由民盟负责,刘石夷任经理,总编辑先后由刘一先、郝世培担任,副刊编辑刘若平,采访部主任官辑熙,其余工作人员大多数是民盟盟员。《荣县新闻》的宗旨是:宣传民主、反对内战、抨击时弊。该刊发表的社论、短评、特写,许多是根据《新华日报》、《民主报》、《群众》周刊、《民主》半月刊以及《大公报》的言论浓缩而成,或摘要转载;新闻报道以地方消息为主。其副刊“旭水”发表了谷醒华、王余杞、柳倩、李石锋、萧曼若、禾波、丁冬、水草平、江如之、李冰炉、周白帆、万选民、傅仇、正篷(刘若平)、砀叔(刘石夷)、张得呼、白航、张路等进步作家和文化青年的诗文。刘石夷作为《荣县新闻》的主要创办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承受的压力和磨难,是可想而知的。终于,这个刊物从风风雨雨中走过了五个春秋,充分发挥了民主宣传和舆论阵地作用。

刘石夷在《荣县新闻》发表的论述和文艺作品有:《对参议员的一点希望》、《庆祝“七·七”八周年》、《为和平民主、团结建国而奋斗》、《纪念孙总理诞辰八十周年》、《为小学教员大声疾呼》等反对内战、独裁、要和平民主和反内战、反饥饿压迫的言论。杂文有:《谈帮闲》、《关于色情文学——“塔里的女人”》。散文有:《十四航空队在昆明》、《关于屈原》。还特别撰写一篇童话《两个小兄弟》,以描写两个小孩打闹为题,寓意反对内战。同版上,还转载了国民党元老于佑任反对蒋介石打内战,预言蒋家王朝统治势必垮台的感叹:“楚汉逐鹿,天下归仁。天命不常,有德者居之。”以与童话相呼应。当重庆召开李公仆、闻一多追悼大会时,该刊转载了吴玉章的悼辞:“公仆、一多先生千古,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和《公仆、一多先生殉难》的哀悼诗:“国权丧失人人急,内战绵延处哀;死为救民悲烈士,完成遗志恃吾侪”。

1949年12月,荣县解放前夕,刘石夷带领盟员同志参加了由中共县委组织的,以中共、民盟、新盟(为“新民主主义联盟”的简称,是中共荣县县委创建的进步外围组织。建国后,大批“新盟”成员转入“共青团”)三方面人士共同筹建的“联合办事处”,为迎接荣县的解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领导盟员分担团结安定文教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开展文艺宣传教育活动;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学习《共同纲领》。同时,接受中共荣县县委的指派,承担了策反荣县警察局局长的工作任务,使警察局长胡可非率领一个警察中队的人枪弃暗投明。

 

1949年12月6日,荣县解放。次年底,民盟川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派刘石夷为“荣县盟员整理工作临时办事处”的召集人,负责对盟员进行全面审查并重新登记。同月,荣县民盟召开盟员大会,进行区分部换届改选,胡善权任主任(调自贡市),刘石夷任秘书长主委。1950年6月,调任荣县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1951年1月,调任川南甘蔗改良场场长。10月,旋调川南农林厅任川南区首届农业劳模暨农业展览大会秘书处副处长,负责筹办川南首次农业展览会及农业劳模表彰大会事宜。1952年5月后任民盟川南支部驻会委员(当时川南行署辖宜宾、内江、泸州、乐山四专区及自贡市。行署机关设泸州)从事专职盟务工作。1953年1月,调任四川内江甘蔗实验场场长。1953年3月,民盟四川省支部临时工委指定刘石夷代理内江市分部筹委会主任委员(从1952年2月起,荣县、资阳、简阳三县盟组织和个别盟员均归内江市分部领导)。1953年11月在民盟内江市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刘石夷当选为民盟内江市分部工委主任委员。

内江是刘石夷抗战时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他对这块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把它视为第二故乡。并且,他又回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在这里,他和当年的同事和农业专家们一起选育,培植甘蔗品种,改进裁培技术……内江是我国著名的甘蔗产区和蔗糖生产基地,素有“甜城”之称。刘石夷决心努力工作,为改进甘蔗品种,发展我国机械化制糖业倾尽他的全部精力。

1953年、1954年,刘石夷分别写成了《甘蔗栽培》、《甘蔗栽培技术》两本小册子,先后由四川农业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时,作为市政协常委,刘石夷在市政协常委会上建议内江改换甘蔗品种,淘汰土种甘蔗,推广美洲蔗。他的建议被采纳,不仅内江的甘蔗大幅度增产,还惠及到沱江流域的其他产蔗区。

1955年元月,在内江市第二次民盟代表大会上,刘石夷当选为民盟内江市分部主任委员。同年,刘石夷调任内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任市科协主席。在市政府,刘石夷主管农业和文化工作。地位提升后,刘石夷仍保持勤勉、深入的工作作风,他经常步行或骑自行车往来于乡间泥泞小道,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活情况,几乎全市所有的乡、村,他都去过,所到之处,他喜欢与农民交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经常给农民传播农业科学知识,指导甘蔗种植,深得农民的信赖。同时,他也清楚地了解到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

1956年的冬季特别寒冷。根据经验,这样的低温将会冻坏甘蔗的胚芽。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那么第二年便很可能无种可下。于是,刘石夷认为应当动员农民提早采用“窖藏”的办法抢救蔗种,他在广播上呼吁农民抢在打霜前收获蔗种,作好窖藏。广播之后,农民立即行动,保住了蔗种,从而保障了来年甘蔗生产之需。

以刘石夷在抗战时期参加文化活动的经历,他深知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在他分管文化工作时,各文化站、馆凡有会议或活动,他常“不请自到”。他非常乐意和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谈心、交朋友。

 

1957年2月,在内江市第三次盟员代表会议上,刘石夷当选为民盟内江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负责人,出于政治责任和社会良知,刘石夷曾经在一些场合公开说:“现在农民生活很苦,希望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加强农业生产的领导”,民主党派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基层的设计施工”,“民主党派要在学校基层中摆正位置”等等。这些今天看来无可厚非的见解和主张,在当时却是大犯忌讳的。

1957年7、8月份,“反右扩大化”的风暴席卷全国。在内江,刘石夷首当其冲,被作为反面的典型人物揪出来批斗,被冠以“章罗联盟黑店内江分店的大掌柜”,成为内江最大的右派分子。当时《四川日报》曾以显著标题报道,并配以“特写文章”发布刘石夷被揪出来的消息,《人民日报》还给予转引。1958年1月,刘石夷被“罢官”,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押送农村劳动改造。当年,又被转到内江甘蔗实验场(后更名为内江地区农科所)。在场里,他不能再研究甘蔗,而是下苦力,挑粪桶,挖泥巴,打猪草,扫猪圈,无休止地批斗……他本来身躯瘦小,又时常穿一身长大的工作服,着一双桶靴,终日沉默,不发一言……

1961年秋,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仍留农科所内监督劳动。

1962年,又一场无妄之灾降临到他的头上。在农科所,组织上安排一名政治可靠的女职工邓碧华作刘石夷的政治监督人。这位监督人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刘石夷不是人们所说的“坏人”,因而对他充满同情。邓碧华有一个哥哥,叫邓宗华,1961年秋从新疆一个工厂回到内江。1962年春,邓宗华在街上意图用粮票换一双胶鞋时,被公安人员拿获并没收了身上的300斤粮票和500多元钱。邓碧华和父亲邓绍良恳请刘石夷以邓宗华的名义写了三封人民来信给公安局和市管会,希望能退还被没收的钱粮。而此前,新疆发生了伊犁事件,邓宗华来自新疆,刘石夷出面“营救”他,按逻辑推断,摘帽右派刘石夷有重大嫌疑。后邓宗华因反革命案被捕,据云在狱中交待“发展刘石夷参加反革命组织……”。1964年底,民盟内江市委宣布对刘石夷开除盟籍,建议依法惩办。几天后,内江市公安局宣布给刘石夷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以后的“文革”中,刘石夷更是在劫难逃,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折磨和凌辱,更是可想而知了。

1957年到1980年,从40岁到63岁,对刘石夷来说,是一场长长的恶梦。不仅如此,他的夫人及子女也都受到了株连。他的七个子女,在升学、就业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十口之家,全靠张路做中学教师的工资维持生活……

毕竟是斗士,是诗人,刘石夷在以后的一则日记中写到:“1978年,当春风又吹拂大地的时候,老刘这棵被除掉的小草又抬起了头。1980年,老刘抖落满身的泥土,带着一身的泥腥味,又回到了自己的十口之家。25个春秋的霜霜雨雨过去了,他没有怨天,没有尤人……”这是何等的胸襟,何等的境界,何等的坚韧!这令人想起《论语·阳货》中的一句话:“不曰乎,磨而不磷(磨薄);不白乎,涅而不缁(黑色)”我想以之形容刘石夷的意志坚强,经得起磨难;身处逆境而矢志不移是恰当不过的了。

是什么信念,什么力量支撑刘石夷度过艰难岁月的呢?首先,是与共产党人风雨同舟、并肩战斗的数千个日日夜夜的经历,是唇齿相依、生死与共的袍泽之谊,使他对共产党人的品格,对共产党的宗旨、目标有着透彻的认识和领悟,他对共产党始终怀有信赖,抱着期待,他执着地相信,会有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的一天。其次,是张路老师给他的慰藉和支持。他们当初结为伉俪之时,正是刘石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经营救出狱之后;而这20多年劫难,更可见他们夫妻爱情的坚贞。刘石夷在一则日记中写到:“在爱情和家庭方面,我总归是幸运的,因为我有理解我的爱妻。我背上20多年黑锅,倘若她那时舍我而去,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好‘反了常’、‘叛了道’,使得我在凌辱下有了活下去的勇气。我觉得在政治斗争中更可炼出真情!共福共荣容易,共患难屈辱方可见到人与人之间感情的可贵。”第三,是他刚颜坚韧的性格。这是他的学养和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经血与火的洗礼所铸就的。

 

1980年开始,泼在刘石夷身上的污泥浊水被一点点地洗去。1981年4月,刘石夷的反革命一案获平反。同年6月,民盟四川省委复函民盟内江市委,同意“撤销刘石夷同志所受撤销盟内外职务、留盟察看及开除盟籍的处分,恢复盟籍”。刘石夷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能不欣喜!而更令他快慰的是,作为“内江右派集团的头子”、“双料反面教材”,他的政策落实了,那么,因他而受到株连的许多同志也有望“翻身”了。

1981年以后,刘石夷先后任政协内江市委员会第六届、七届委员会副主席、民盟内江市委副主委、民盟四川省委候补委员。1985内江地区改建为内江市,4月,刘石夷任市政协副主席,政协四川省第五届委员会委员,1986年2月,在民盟内江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刘石夷作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民盟内江市第八届委员会主委。1987年,刘石夷任民盟四川省委顾问、政协四川省第六届委员会委员。

政治上的“新生”,激发出他忘我的工作热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民盟和政协的工作中。为了协助有关部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他经常出入学校和机关,进行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或个别走访。据《民盟内江市志》记载:1982年3月,民盟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知识分子政策落实情况调查研究的通知》,民盟内江市委庚即成立了“知识分子工作调查小组”,刘石夷任组长4月份起,即以内江师专、内江一中为重点展开调查,历时4月余,走访84人,接待来访7人,其中90%是中年知识分子。对落实政策中存在的“拖”现象及“留尾巴”的作法,刘石夷提出了尖锐地批评,多次写信向民盟省委和民盟中央反映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目前影响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问题不少,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把这个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应尽的责任来做,参与大计,提出良策。”刘石夷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看成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所以他常常大声疾呼,竭力敦促。

由于多年来被打倒下去,此番复出,也引来了许多人的惊诧和不解。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事为其大难不死而唏嘘不已,称之为“出土文物”;另一位朋友则直言劝诫:“你还要出来干呀!”刘石夷只莞尔一笑,说自己是民主党派的老战士,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相信共产党,愿跟到底。话极平淡,却是从肺腑中流出的。

作为民盟负责人,刘石夷认真组织民盟市委领导班子及广大盟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学习时事政治和统一战线政策;结合自身经历宣讲党盟合作的历史,论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真谛;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

刘石夷十分关注内江的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等问题。在市政协的会议上,他多次就振兴内江经济、振兴内江糖业提出建议和提案;在省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发展职业中专、实行联合办学的建议》等提案,并作大会发言。他与邹作圣、葛少康等联名向中共内江市委、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快内江工业学校建设的几点意见和建议》。他组织盟市委班子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内江市基础教育发展战略的调查与思考》、《对内江市2000年教育发展战略目标任务的建议》、《对我市贯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方针的建议》等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建议和提案。

刘石夷对民主党派成员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有着自己执着的见解。在一次由中共内江市委召开的市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人选协商会议上,他发言说:“民主党派领导人要注意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团结,要反映他们的意见、要求和呼声,不要脱离群众,在上面当官,要树立良好的政党领导人的形象。这就要加强自身改造、自我教育,提高素质……”

在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人们反映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要尽说心情激动,光谈感想体会,要多反映群众的呼声,反映民意。”

刘石夷是这样想的,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出于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出于参政党的政治责任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他忧心殷殷,直言谔谔,坦荡无我,肝胆鉴人,即使是在遭受了20多年的打击和屈辱之后,仍不改其度。无怪人们说他真正称得上是共产党的诤友。

落实政策后,刘石夷已垂垂老矣。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工作的需要,他认真读书、看报,掌握时事动态,增强政治理论修养,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上世纪80年代末,为了更新知识,他以70多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学部“决策、管理科学函授班”的学习,并于1989年4月获得该院颁发的《结业证书》。

刘石夷晚年瘦弱多病,动辄气喘,但仍奋力工作,绝不懈怠。在1989年4月的一则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人总要有一点精神。精神从哪里来?当然是来自对理想的追求。所以,哪怕是病得不想起床,还是要为政协、民盟作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看文件、改文稿,这是起码的工作。”

在政协,刘石夷分管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工作。他自己带头撰写三亲史料,如《抗战时期老舍四过内江》、《患难谁与共,风雨忆同舟——我与民盟》、《谷醒华传》、《回忆荣县盟史》、《<流火>月刊研究》等,还经常审阅一些稿件,尤其是关于内江抗战文艺和内江糖业史资料。

他爱民盟,也忧民盟。对民盟的工作,他花费的精力尤多,他特别关注新老交替、政治交接和对青年干部的培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有责任在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为年轻人做点事,给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培养他们和培养运动员一样,既要有训练的场地,又要有表演的场所,使他们有实践的机会。”所以,在盟内青年干部的培养、使用上,刘石夷主张在思想上要多加引导,要多给锻炼和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一方面要多安排一些年轻盟员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另一方面,在盟员的本职工作单位,也要尽可能“压担子”,让他们尽早熟悉行政工作,提高参政能力。对盟市委的成员,刘石夷采取定期约谈的办法交流思想;对一些年轻同志,则时常请到家里来谈心,或介绍一些书刊、文章,有时则是在其下班回家的路上等候着,利用哪怕是短暂的时间交流一些情况,沟通一些信息。他与一些年轻同志甚至成了忘年交。有人说,与刘老交谈,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刘石夷对工作的专注与执着,令人难忘。有一次,他生病住院了,市里的领导同志去看望他。当询及病情时,他只几句话就带过了。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了民盟的思想、组织建设及青年干部的培养上,尽管气喘吁吁,可他却滔滔不绝,一说就是一个多小时,完全忘记了疲倦。

在生活上,刘石夷律己甚严,公私分明。凡因私用车,他必主动交费;凡有捐赠活动,他必先带头,以为表率。对一些有困难的同志,他常解衣推食,关怀备至,而自奉却甚俭。他有一间书房,屋角散乱地堆满了书刊,他却迟迟舍不得花钱买一个书架。

他有一篇日记这样写道:“张路、传一(刘石夷的女儿)为我购买衬衣各一件。传一买的,据说价值140元。高消费对我来说,都是不应该,与收入相比,差距太大,虽然是她们买的。”《四川政协报》1987年8月曾刊登徐伯荣撰写的《廉洁方能生威》一文。文章说:“内江市政协副主席刘石夷先生。70高龄,去简阳视察工作,舍弃高级宾馆不住,放弃地师级待遇享受,下榻普通招待所,每晚住宿费不足两元。同行者五人,敬而效之,谱写新风一曲,令人感慨系之。一个领导受群众尊敬、爱戴。固有职高位显因素,更主要的是政绩与廉明……刘石夷副主席一行六人,他们摒弃的是群众早已厌烦的图享受、讲排场、比资格、好奢侈、讲豪华的不正之风,树立令人折服、敬佩,置身于群众中的威信。

 

1990年,刘石夷离休,改任民盟内江市委名誉主委。

离休后,刘石夷并不曾赋闲,他要了却两桩心愿:一是以残年余力、为当年共同投身爱国民主运动的战友、恩师编印纪念文集;二是发动亲友、同仁为内江的职业教育募集一些资金,甚而创办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1989年至1993年,刘石夷奔走呼号,燃灯继晷,先后编辑、出版了《李石锋纪念文集》、《谷醒华先生纪念文集》、《刘若平纪念文集》。这些集子收录了一些可贵的地方近代史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映照出中国民主革命和党的统一战线的历史光辉,亦可为当今的社会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三书总计30余万字,此中资料的搜集、整理,文章的撰写,资金筹集、出版事宜繁杂不堪。刘石夷以古稀之年,病弱之躯,勉力为之,所为者何?1990年6月,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我今年已快73岁了。有些人这把年纪,种花养鱼喂鸟或带孙儿孙女乐,聊以颐养天年。我今年虽已退居二线了,不顾体弱多病,还要编什么书,写点什么回忆录,有时还想风尘仆仆去外地访朋友、探亲戚,开视野,好像非如此不能混日子……”实际上,他是出于对历史的负责和对未来的期待,才这样“燃烧”自己的。

刘石夷十分服膺孙中山先生追赠的辛亥革命大将军、内江人喻培伦的实业救国思想,加之自己多年从事庶糖科技工作,深感科技、教育的重要性。因此,他一直想以喻培伦的爱国、爱乡精神相号召,发动亲友及海外侨胞为内江筹集一笔职业教育资金,或创办一所以喻培伦命名的职业学校,为内江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

1990年开始,刘石夷先后邀约盟市委顾问邹作圣、起义将领余农治、内江藉著名画家晏济元、盟市委顾问刘冈、内江的社会知名人士及喻培伦在海内外的亲属等数十人,共同商议筹资及办学事宜。经过反复磋商,大家希望能采用“公办民助”的形式,争取将现有的“内江工业学校”更名为“培伦工业学校”(挂两块校牌)然后将募得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此后,各项准备工作都紧张有序地展开:撰写、印发《关于募集培伦工业学校发展基金的启事》,建立培伦工业学校发展基金会,拟订培伦工业学校董事会(筹委会)建议名单及董事会章程,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及募集资金使用办法,建立奖学金;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情况,争取支持;邀请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为培伦工业学校题写校名,聘请黄埔军校四川同学会会长郭汝瑰任学校顾问,聘请四川大学教授、民盟四川省委副主委郭履容为学校董事会董事长;拜访民盟四川省委主委、省人大副主任康振黄和副省长韩邦彦,请求支持将内江工业校更名为培伦工业学校,并聘请二位为董事会名誉董事长;拜访喻培伦的嗣子喻钟烈(著名经济学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及侄子喻钟珏,商议培伦工业学校的宣传、发展诸事宜;约聚内江书画界的20多位书画家为培伦工业学校捐赠书画;赴成都,奔重庆,下海南,向亲友、同仁及企业界人士游说、募捐;向海内外寄赠大量的信函和宣传品;伏案写出《为筹办喻培伦工业学校鼓与呼》的长文……一时间,他步履艰难却来去倥偬,寝室难安仍锲而不舍……

经过不懈地努力和争取,1992年10月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下发[川府函(1992)657号批文],同意将内江工业学校更名为“四川省内江培伦工业学校”。同年10月23日,举行了培伦工业学校挂牌仪式。

1993年3月,内江培伦工业学校董事会成立。此后刘石夷将更多的精力转到资金的募集上。几年下来,基金会共筹集到7万多元人民币(其中有600多美元)的捐款,这与当初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年近八旬的刘石夷因近年来编著纪念文集及办学事宜已过度劳累,严重地透支了他的健康,几次生病住院,已深感力不从心。

离休后,刘石夷仍十分关心民盟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时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凡有会议,他都尽量参加,实在不能前往,也要写出发言稿,请人代读。有时不了会场的楼,他会在楼梯前久久站立,拄着手杖喘息,待气息平复后再一步一喘地攀登;有时则请年轻的同志背他上楼参会。

1997年6月,刘石夷又因病住进内江市中医院。6月16日,他似乎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于是带信把民盟内江市委副主委周昌亮和秘书长郭永红请到医院。此时,刘石夷由于多脏器衰竭,呼吸已非常困难,他吃力地向两位同志交待了他对培伦工业学校基金捐款的处理意见,谈了他对民盟内江市委工作的希望,并嘱托周昌亮把他对民盟四川省委的一些建议带到即将召开的民盟四川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去。

1997年6月17日上午9时20分,刘石夷先生在医院逝世,享年80岁。同志们在送给他的挽联中这样写道:“奋勇投身民主运动,栉风沐雨,罔顾个人安危,堪称民盟坚贞战士;竭诚拥护多党合作,沥胆披肝,何论自身荣辱,无愧中共忠实朋友”。从政治上给了他一个中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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